1965年9月，巴基斯坦陆军工兵司令法鲁克访华。他此次前来，背负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在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后，法鲁克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来意——请求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建一条贯穿中巴两国的公路。

这条公路如果能够建成，对于两”国来说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能促进中巴人民的友谊，也能成为中国通向南亚次大陆、中近东地区的交通要道，打破帝国霸权主义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封锁包围。

因此，毛主席考虑再三，最终答应了法鲁克的要求。1966年3月，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正式签订了修建中巴公路的协议。为了保密，这项工程还有一个特殊的代号——“1601”。

当年春天，“1601”无声无息地动工了。按照协议约定，以红其拉甫界碑为界限，两国境内的公路分别由巴基斯坦陆军工兵部队和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

为了尽快完工，中国政府慷慨解囊，向巴基斯坦捐赠了大量物资，包括筑路工具、零件、大米、衣服、医药品、武器等等，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

一年后，全长420公里的中方路段顺利完工，可巴基斯坦方面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巴基斯坦本国地形复杂，公路沿途冰川密布、水流湍急，以他们的技术水平，完全不能克服这样复杂的地质条件，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工。

无奈之下，一筹莫展的巴基斯坦总统只好再一次向中方提出了援助请求。1968年5月6日，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人员，帮助巴方修建自红其拉甫到巴境内帕苏约140公里的筑路工程。

根据中央的指示，新疆军区当即组建了筑路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指挥部。指挥部下面有个工程大队、汽车大队、桥梁大队以及一支专业的医疗队伍。

7月中旬，将近万人的筑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巴基斯坦。为了不引人注意，新疆军区的战士们都换上了巴军的衣服。

据当年参加建设的军人黄海滨回忆，他离开新疆前，看到了一列列还没来得及刷油漆的棺材，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

这些棺材，就是给援巴的中国战士准备的。每一个奔赴前线的解放军，都做好了因公负伤、甚至光荣殉职的准备。而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确遇到了极其可怕的环境。

冰川密布、气候寒冷，加上高山缺氧，导致肺水肿、脑水肿、高山昏迷等疾病大量发作。此外，由于运输不便，修路人员一年到头都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很多人都因为缺乏维生素患上了营养不良。有时候偶尔吃到一点新鲜蔬菜，大家都开心得像过年一样。

除了饮食外，住宿条件也很恶劣。筑路人员长期住在帐篷里，很多人被高原强烈紫外线辐射灼伤了脸和胳膊。据负责后勤供应的魏友凯回忆道，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施工带来了巨大困难。

在很多地方，工人们都是把绳子拴在腰上，然后吊在数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作业。而悬崖下面，就是奔腾而过的峡谷河流，胆小的人往下看一眼，就能吓得腿软。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没人叫苦喊累，更没有人退缩。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无数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无数人落下了终身残疾。中国筑路员工用自己的双手，在雪山之巅开辟出一条天路。

他们的无私付出，换来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挚友谊。公路所经地区有一个名叫洪扎的偏远小村子。

一开始，当地村民都对突然到来的中国施工队充满了疑惑和惊恐。可是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两波语言不通的人之间结下了深刻的情谊。

我们的战士常帮他们做好事，如垦地、浇树，修建渠道，而村民们也经常自发带着好吃好喝的来慰问施工队。

即使在很多年后，洪扎村的人们提起修建公路的中国施工队，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句：“中国朋友好！”

1978年6月18日，中、巴两国在塔科特举行LE 隆重的通车仪式，我国副总理耿飚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公路交接证书上签字。

公路从1966年开始修筑，到1979年11月移交，前后历时14年，我国先后投入22000余人，消耗各种物资30余万吨，投资数亿元。

许多从祖国走出的战士，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永远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哈克总统向耿飚总理表达了真诚的谢意：“中国的万里长城被视为古代成就的一个标志，新建的喀喇昆仑公路将被视为现代的一项罕见杰作！”　

中巴公路的建成，震惊了西方世界，各国媒体和民间纷纷对中国人的勇气表示赞扬，认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奇迹。

美国《纽约时报》编辑部主任摩西曾公开评价这一壮举：“在如此艰险地带修筑公路，美国人不会干，苏联人也不会干，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1978年6月，巴基斯坦人民在首府青山之间选择了一片墓地，建起了烈士陵园，以永远纪念那些中国开路英雄的丰功伟绩。

一位名叫阿里·艾哈迈德的巴基斯坦老人从1978年起就自愿在这里守灵。

他每天都会拿着扫帚，仔仔细细地清扫烈士陵墓，扫去落叶、积雪和灰尘，然后向每一个游客讲述中巴国际公路修建中发生的故事。

对于艾哈迈德来说，这份工作的意义早就不能用金钱衡量了：“我在守护一群睡觉的中国孩子。”

这份多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源中巴人民之间淳朴友谊的最好证明。